《什么是诗歌精神?》

文 / 杨炼

    ——阿多尼斯《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》中文序

    什么是诗歌精神?当我想到这个句子,自己都哑然失笑。在号称后现代的今天,谁敢这样提问呢?对于习惯肢解诗歌器官的学者,这个问题太笼统了。对于热衷以小圈子划分地盘的诗人团伙,这个问题太宽泛了。简单地说,它太“大”了,大得容不下流行的诗歌分类学。这个问题,不是要在一首诗里翻读出一段时间、一种观念、一个流派。恰恰相反,它之提出,正在于真正的诗人对任何分类法发自内心的不信任。或许,发明“诗”——“寺中之言”——这个汉字的人,也已一举造就了我们的命运:像一名巫师,从混沌中发掘万物的关联,又在关联中醒悟真谛。我们知道,确实存在某种贯穿了所有诗歌的东西。每当我们调动生命的全部能量,聚焦于一个句子,就通过写,在贴近它、确认它。我们知道,自己有朝一日也将整个融入它。这是为什么,我写得越多、越久,离所谓“当代”越遥远,却感到屈原、杜甫日益亲近;同时,也对是否“中国”越不在意,因为诗歌比国界、语种深远得多,它的精神血缘,毫无障碍地流注于不同语言之间,构成一个只有诗人能被允许进入的国度。和《离骚》的纵横神话、历史、现实、自我比,和《神曲》的穿透地狱、净界、天堂比,“诗歌精神”一词太大了吗?或相反,远远不够?对那个潜藏于诗人心底、不停向地平线驱逐我们、同时保持着最高沉默、如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所言的“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”,我仍在像老子一样“强名之”。当这个寒冷的冬日下午,我在伦敦寓所近旁的公园散步,心中沉吟着电话里那个声音,阿多尼斯请我为他的中译诗选写一篇文章。

    诗人相遇,总是既偶然又必然。我之认可阿多尼斯是一位朋友,绝非因为他被称为当代阿拉伯语诗歌的代表人物。基于中文的经验,我们已经很了解,所谓“代表”能误会得多远。和阿多尼斯交往,一言以蔽之,有种精神上的全面满足。两个诗人,跨越地域、年龄、语言、文化,那思想上的充分契合,唯一用得上的形容词是:美。不仅仅是巧合吧,“阿多尼斯”在希腊神话里,恰恰是令维纳斯神魂颠倒的美少年。我和阿多尼斯的第一次见面,是在二○○三年八月首届约旦国际诗歌节上。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呢?在“九一一”之后,到死海边那个火药库一样的地点,探访世界上最古老、却也最陌生的文化传统之一,让抽紧的神经因为神秘而加倍兴奋!事实也不让人失望:死海上的载沉载浮,“摩西谷”讲述的《圣经》故事,古罗马大理石的废墟,阿拉伯市场的五光十色,沙漠明月下激情迸溅的贝都因民歌……可惜,这类异国情调,对于背后站着中文背景的我,有趣但是不够。我并非仅仅到此旅游而来,正像我不希望外国诗人只把对我作品的理解,停留在文化观光层次上一样。再借用屈原,我想接触当代阿拉伯诗歌的“内美”。特别是,在中东纠缠成死结的现实处境下,一位阿拉伯诗人怎样做到精神上充分独立、同时艺术上自觉保持丰富?就是说,拒绝被无论什么原因简单化。这与其说在问别人,不如说干脆就在问我自己。这问题压根儿就是“中国的”,没有那些中文语境中痛苦的记忆,我也不必寻找他山之石。更进一步,这问题不仅是文学的,更是思想的。它不容忍取巧和回避,而直接检测一位诗人的精神质地。你如果没深思在先,对不起,就没法掩饰头脑中那片触目的空白!怀着这个隐秘的愿望,我在约旦见到了阿多尼斯。我至今记得,在安曼侯赛因国王中心的诗歌节开幕式上,老诗人端坐于一张阿拉伯地毯(是飞毯吗?)上,吟诵之声低昂苍凉,缓缓流出。周围上千听众屏息凝神。那张音乐的飞毯,托起所有人,包括我这个此前和阿拉伯文无缘的中国“鬼佬”,上升,平移,逾越黄沙碧海。后来,我了解到,阿多尼斯那一晚朗诵的是一首关于纽约的长诗。

    我和阿多尼斯在约旦做的对话《诗歌将拯救我们》(刊于《书城》二○○三年第十期),堪称当代汉语诗人和当代阿拉伯诗人的首次思想相遇。我说“诗人”,而没说“诗歌”,是因为对我来说,那篇对话不期而然凸显出的,与其说是诗歌状况,不如说是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中,独立思想者相似得令人瞠目的处境:我们和自己语言、文化的紧张关系,我们被外部世界简单化的遭遇,更重要的是,我们选择的极为相似的应对立场。这里的“首次”,指的是我们终于摆脱欧美媒体的转手,而第一次由两个诗人面对面、心对心地直接交流,在貌似轻松顽皮的语调中,带出心里深厚的沉积。我无意在此复述整篇对话,但只要稍事梳理话题的线索,读者就不难感到这短短几千字的分量。我们的对话从语言之思开始,阿拉伯语对事物观察的方式,翻译成中文简直就是“意象”和“比兴”。语言不直接谈论现实乃是因为其实没有“现实”,因此,语言本身即是全部隐喻。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独特性,带来各自文化转型中的复杂性,但这复杂常常被外部世界简单化—— 在阿拉伯语境中是被巴以冲突、在中文语境中是被意识形态——简单化为拥护或打倒,取消诗歌内在的丰富,迫使它沦为宣传。这是另一种诗歌的商品化。真正的诗人必须对此充满警觉,同时,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自觉,包括通过明晰的批判去更新它。具体地说,既不借流行的政治口号贩卖自己,又坚持自己对现实的明确态度。各种权力体制同样在假文化之名扼杀独立思维,而反抗这种扼杀,是使诗与人本质合一。和阿拉伯环境相比,中国诗人面对现实的内心抉择就轻松太多了,毕竟“冷战”已经结束,但请想象,一个诗人要有多大勇气,才敢对拥有亿万追随者的宗教神本主义的思想控制说“不”,那声音和黑暗的无边无际相比多么微弱!这样的诗人必定是流亡者,但他的“流亡”一词,被赋予了主动的、积极的含义,那其实是创造性的自我本来的精神定义。也因此,“孤独”成了“独立”的同义词。“距离”提供了反思自己母语和文化的能力。生存挑战的急迫,反证出诗歌对存在的意义。它绝不只是装饰品,它是每个诗人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,而且,仍是我们古老文化的鲜活的能源。归结到底,人性之美蕴含了诗歌之美。这美丽不依赖外在时间。诗歌本身就是时间。它终将安顿我们,尽管历尽劫难。

    那么,什么是诗歌精神?答案是否已隐含在这里了?那就是:以“诗歌”一词命名的、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。当阿多尼斯在《谈诗歌》中开宗明义:“我的作品力求超越细节抵达整体,同时揭示有形与无形的事物。”他其实在要求,我们应该从他的诗作里,读出无数本互相关联在一起的书。语言学的,文学的,文化的,历史的,现实的,政治的,天文地理的,甚至爱情和色情的。一句话:整个生活。这种视野,让我直接想到屈原的《天问》,“曰邃古之初,谁传道之?”一句话已把质疑定在了创世纪的起点,而一个“曰”字,又圈定了人在语言中的先天局限。我也想起初次读到叶芝《幻象》时的震撼,它让我懂得:得有一个多么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,才支撑得起一首诗的寥寥数语!说到底,诗歌就是思想。虽然,那不等于逻辑化的枯燥陈述。我在别处说过,谁要做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,她/他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,小一点儿都不行。因为我们的历史资源太丰富、文化困境太深刻、现实冲突太激烈,对自我的提问太幽暗曲折,仅仅一个汉字的迷宫就满布陷阱,要想“自觉”,谈何容易!我还没读过阿多尼斯的四大卷哲学与文化巨著《稳定与变化》,但,他的主题直逼核心:阿拉伯世界的时间观如何以巨石般的稳定,压倒了变化的可能。这简直就是在对中国诗人说话:“文革”后,当我们睁开眼睛,与其说看见了“时间的痛苦”,毋宁说根本就是“没有时间的痛苦”。所谓怪圈,究竟有没有“圈”?或干脆原地未动?那么,看起来灯红酒绿的现在呢?这个“有形”背后是何种“无形”?一本本书深处潜藏的“原版”是什么?历史活着、疼痛、困惑、终至肯定,真正的文学,哪有不“宏大”的叙事?一个问题中的问题:我们还有向自己提问的能力吗?没办法,诗歌精神就是把每首诗变成《天问》,变成史诗。命定如此,否则什么都不是。

    阿多尼斯对我说:“我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。”这又心有灵犀了。长,不是为长而长,那是诗意深度对形式的选择。长诗之美,正在他强调的“整体”。犹如群山中有流云、有瀑布、有密林,你能贴近去欣赏每片叶子的美,但没有一个局部能代替整体。长诗要求诗人拥有如下能力:完整地把握经验,提取哲学意识,建构语言空间,最终一切统合于音乐想象力。用阿多尼斯的话:“它的各个层面都是开放的”,就是说,它必是一件语言的观念艺术,且让每个细部充满实验性。一次,我开玩笑说:我们得小心区别“玩意儿”和“镇国之宝”。一位当代阿拉伯或中国的诗人,绝不应仅仅满足当一位首饰匠,靠装配几个漂亮句子取乐。诗歌是有“第一义”的,那就是修炼出纯正灵魂的人,香草美人(阿多尼斯?)之人。听其言,阅其文,如聆仙乐,汩汩灌来。此中精彩,岂止是肤浅的雕琢能够胜任的?我们该写值得一写的诗,“配得上”这动荡时代的诗。在我和阿多尼斯之间,哪有“文化的冲突”?离开了冷战的或阿拉伯——西方式的群体对抗模式,我们把公约数定在“个人的美学反抗”上,这被分享的诗意,荡漾在比语言更深的地方。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之间,至少这种全球化是我向往的:诗歌精神的全球化。当一位美国诗人和一位伊拉克诗人一起朗诵,你会发现:他们的作品多么像。同理,让阿多尼斯和我最愉快的,莫过于能从对方的字里行间读出“我自己”:不安,震荡,追寻,超越。永远出发,却永无抵达。一次次濒临“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”(引自杨炼组诗《大海停止之处》),把所有旅行都纳入一个内在的旅程,去书写一生那部长诗。

    诗歌精神的语法,贯穿在这部大书之内,通透璀璨。它,是我们唯一的母语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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